背景 首家民工医院陷入困境

　　杭州退休女医生赵华琼自己出资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民工医院”。然而，这家以价格低廉著称、深受民工欢迎的诊所，目前却濒临困境——因为“违规”，该医院多次受到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的查处，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局局长杨专成说：“赵华琼已经影响到我卫生系统为民执政和依法办事的形象。”直评给民工医院怎样的生存环境这是一个多少带点悲壮色彩的故事。报道中说，一对夫妻把被开水烫伤的女婴送去公立医院求医，医院开口就要先交13000元的押金，无奈之下到赵华琼的民工医院求助，痊愈后其换药费用总计才200多元。200元和13000元，这中间的巨大落差和百姓难以承受的医疗暴利正是外来工们将民工医院视为救命医院的根源。

　　医疗暴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其实不仅是外来工们，即使是生活无忧的普通工薪阶层，看病也是他们“无法承受之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赵华琼的民工医院应时而生并非偶然。对此，主管部门应该给民工医院提供怎样的生存环境？

　　当然，民工医院有问题也应该查。但我们所关心的是，主管部门如果仅仅斥责其“严重违规”，而未能拿出足够的诚意帮助其完善行医手段、提升行医质量，这其中的心态就值得警惕了。医院的“成绩”事实上关系着主管部门的“政绩”，因此，查处医疗腐败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杭州民工医院的困境更让我们有了这样的担忧：卫生主管部门会不会成为公立医院的代言人？

　　破解医疗困局在于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在于改革现行医疗体制。作为卫生主管部门，如何在利益格局调整中扮演一个公正的角色至关重要。杭州民工医院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它的出现打破了铁板一块的医疗暴利，也让老百姓看到了“看病原来可以不用这么贵”的现实希望。我们希望看到，它能在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的帮助下为更多的人提供平价医疗，而不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黯然消亡。摘编自《潇湘晨报》12月14日文/赵娇

　　求是 “良心”与“规范”如何相得益彰

　　全国各地给赵华琼医生打电话要求捐款的人很多，一名网友发表如下看法：“这样的好人太少了，社会应该支持她，政府应该为她开绿灯”。然而，政府与公众的价值判断以及态度却南辕北辙。

　　赵华琼医生的行为、受益人的回报以及公众舆论，其核心所在是一种“良心”标准。所谓“良心”，一方面是赵华琼医生治病救人、扶危济困的高尚的道德追求，另一方面则是人们不仅“读”懂了这种道德追求，而且给予了积极回报和支持。

　　当地卫生局所持的又是一种怎样的价值判断标准呢？局长为之拍桌子怒斥的，是该民工医院没有儿科却“跨科给儿童看病”，而且违反“政府专管”的要求替民工注射狂犬疫苗等等，其含义是强调“规范”，或者说是以符合规范与否为核心的价值判断标准。

　　上述两种价值标准都有其合理性，问题是如何看待各自的利弊关系。民工医院不是没有“缺陷”，甚至弊端很大，例如没有专设的儿科、没有高级检查设备等等。但民工医院有道义，有热心肠。这种热心肠，正是当今社会最缺乏的。

　　当地卫生局强调“规范”无疑是必要的，但这种“规范”是未能“读”懂赵华琼医生的道德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对未来医疗市场发展的重要意义。

　　处在“良心”与“规范”夹缝之间的杭州民工医院将何去何从？不仅具有个例意义，更具普遍意义。它实际上为下一步的医改提供了另一个重大课题：在经济发展水平、病人支付能力还比较低，尤其是医德严重缺失的特定社会条件下，政府究竟如何鼓励、保护赵华琼式的医生“良心”。

　　诚然，“良心”与“规范”能达到协调乃至相得益彰，无疑是最理想的，但它需要更多的条件，更长的时日，而包括民工在内的很多人，却无法等到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再得病。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文/刘以宾辨析 舆论为何一边倒

　　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的医疗机构提出批评、进行监管，是职责所在，却引发了一场“一边倒”式的批评和指责。原因何在？

　　本月，“哈医大二院550万天价医疗费”的系列追踪报道，为一段时间以来公众对于医疗体制积弊以及少数医疗机构医风医德方面的诸多不满、质疑，掀开了一道宣泄的口子。当“看病贵”、“看病难”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体验时，人们对于坚持廉价用药、“力战医疗暴利”的赵华琼及其“民工医院”，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受。

　　另一方面，随着和谐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社会各界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关心困难群体的重要意义。在现有医疗保障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收费低廉、旨在帮助困难群体缓解看病难题的“民工医院”，不仅得到农民工青睐，也得到舆论的声援和各阶层的钦佩。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对“民工医院”受指责当有更多的体会。“民工医院”有违规之举，对其进行监管当然必要。因为，谁也不可保证自己是一位圣人，高尚的目的需要正确的行事方式才能达到。但是，作为一地的卫生行政主管者，医疗市场监管员的角色只是其应有职能中的一部分。从根本目的上讲，让辖区内所有人都尽可能享受到合理的健康福祉，才是卫生行政最本质的目标。一个地方的卫生行政主管者关心的，不仅应有超越科目行医、非法用药问题，也应有完善各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问题，更应有帮助困难群体看得起病等问题。但是从报道中，人们只看到了查与罚，没有看到帮和扶；只看到了对于行政职能工具理性的重视，而没有看到对价值理性的更宽广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