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会诊医改瓶颈：医改，应该怎样改？

　　“是以保障人民健康为首要目的，还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群众的医药负担，还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经济负担？”在3月4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委员直指医改目标不明确，医疗机构性质与定位不明确，导致过分追求经济利益，造成百姓看病贵、看病难。

　　药价降了17次，百姓仍没真正得到实惠；医药分家推行4年，百姓仍觉看病贵；医疗改革20年，却被有关机构定论为“基本不成功”，甚至连卫生部部长高强都屡次发表谈话，剑指当前医疗体制积弊……

　　3月6日中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王永炎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卫生主管部门作了大量工作，尽管有改进，但还远远达不到群众的要求。相关部门没有形成有效协调的机制。”

　　而从医院的角度来看，“政府补贴仅占10%，90%以上要靠医院创收，为了自身生存，医院必须有合理的补偿机制，被迫用不合理收入来弥补合理收入的不足，继而产生一系列弊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委员在3月4日的小组讨论会上说。

　　站在医生的立场，河南邓州中医院院长唐祖宣代表作了补充：“现在，很多矛盾都集中在了医务工作者身上。其实，社会应该公正评价医务工作者，不能将其妖魔化。如今，医生工资普遍低，收入难以保障，一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月工资还不到1000元……”

　　不同的声音透出同一个判断：通过市场化运作增加收入、医改目标模糊、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是造成医疗机构过分追求利益的客观原因。

　　李连达委员说，公益事业的特点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无偿或无利润的服务，根据患者病情的需要提供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而推向市场、商业化的特点则是以盈利为目的，追求经济效益与物质利益，有偿服务，等价交换。看病难、看病贵是医疗机构商业化的必然结果。

　　“目前，国家正推出平民医院、社区医院，但仅仅靠加强社区医疗还是很不够的，更主要的还是推动医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李连达委员说。

　　治本的措施是什么？

　　去年7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布医疗改革报告摘要，得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结论。报告主笔人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医改只是一个政治决策和制度设计问题。

　　他的观点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委员的观点遥相呼应―――在3月4日的小组讨论会上，钟南山委员说：“90%的老百姓不满意医保。要让老百姓都看得起病，主要是靠政府投入资金，现在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还未真正形成共识。”

　　卫生部部长高强此前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时，列出了5大病因，其中一条就是“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

　　专家指出，在未来推进医改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两者的关系，使两者的职责、功能、作用明确到位。

　　“医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将突出抓好卫生工作，着眼于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包括：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整顿规范医疗服务、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三个方面。

　　卫生部官员日前表示，一份医疗改革新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等待批复。从有关人士透露的情况来看，新方案将坚持医疗服务以政府主导的公益性质不变，不会照搬某一国家的医疗体制模式。在转变政府职能、实行管办分离的同时，作为对公益性的补充，会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办医院。

　　“我们都在期待。”6日下午，在四川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大部分代表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据了解，新的改革框架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公共卫生服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

　　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

　　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

　　政协委员:要理性渐进推动医疗体制改革

　　“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性的大难题在今年两会上成为政协委员们的重要议题之一。在3月4日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委员们就此达成共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根据客观情况理性渐进、坚定不移地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邵一鸣委员指出，我国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只有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考虑到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只能随着人均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逐步增加医疗卫生经费比重。邵一鸣说，由于近年来医改“市场化”，全国医疗费用支出中，政府支出的比例由1982年的38.9%降至2002年的15.2%，而个人支出比例则由21.6%升至58.3%。他认为，医疗“市场化”的根源在于政府投入不足。美国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占GDP的15%，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如果平均到每人，经费就更少了，且其中大部分是由个人承担，政府仅承担1.6%。因此，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也应考虑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只能随着人均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逐步增加医疗卫生经费比例。

　　明确医疗保障的定位和范围是委员们提出的又一建议。北京友谊医院胸外科主任王天佑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看病难、看病贵”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与医疗卫生的根本属性之间的矛盾。他提出，要进行医改就必须先明确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基本医疗保障到底要保障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都需要认真调查和全面论证后做出规定。

　　董正伟委员也认为，如果不明确医疗保障保障的范围，就无法确定医改的具体方案。且这个范围必须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如果按照美国等先进国家现有的医疗保障范围，那么在一定的时期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委员们还指出，明确医疗保障的定位和范围就可以明确分区分级医疗机构的任务和职能，同时也可以改革相应的医学教育学科设置，比如基础社区医疗机构需要大量的全科医生，而目前的全科医生人才明显不足。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委员认为，城镇医改应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支持重点由大医院转向基层医院，适当限制超豪华型贵族医院的恶性发展。另外建立完善的平价医院补偿机制，以国家拨款及社会捐助为主，防止“以药养医”、“过度医疗”，防止浪费医疗资源及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医药卫生系统中各级行政部门、医改、药政、药检、药监、食监以及预防、免疫等执法及监督部门，一律不能“推向市场”，更不能商业化。政府公务员、执法监督人员不能在企业商业中兼职，也不能从事与医药有关的企业、商业工作。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黄峻委员提出，解决“以药养医”政府要做四件事：一，要对公立医院先行实行补偿政策，政府要抽取医院药品加成15%的利润，必须先行向医院提供足够补偿，以维持医院的正常发展，稳定公立医院医疗队伍，留住人才，避免恶性人才竞争。二，提高医疗技术和服务价格，改善目前医生主要靠拿药品回扣增加收入的状况。三，建立严格医疗行业管理体系，完善医疗诊疗制度。形成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的科学体系，保护行业的纯洁性。四是，加大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督力度，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经验规范药品流通：使药品分销和批发企业高度集中和专业化，减少流通环节；对各个环节涉及的部门建立完善的不良记录公示制度；建立通畅无阻的药品物流系统，发展现代化电子商务招标平台，避免私下交易，降低流通成本。

　　邵一鸣还建议，政府部门在形成重大卫生制度之前应和政协和卫生界进行协商，政协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和公民进行沟通，同时邀请媒体参与，然后反馈到卫生或其他主管部门，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重大决策的偏差。蔡成委员则指出，目前反映出来的“看病难”问题和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需要媒体正确客观的披露。他提议，医疗卫生部门应加强与社会和媒体之间的沟通，为缓和医患关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