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环境是利益共同体

http://www.szjkw.net 苏州健康网 2005-05-25

　　城市：致命病毒的温床

　　十多年前，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曾报道，城市很可能是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是已知的最致命病毒肥沃的滋生地和温床。

　　主编理查德·胡顿写道，城市里有最大的医院和医术最高明的医生，“尽管城市里效率很高，而且出发点都不错，但是城市很可能是造成大家死亡的原因。”

　　这个观点若放在十多年前的中国，一定被眼睛长在脑门上的城里人当作笑话传播。那些怀着城市梦的乡村人当然更不愿理会这样的提醒。

　　但因为SARS的突然降临，中国的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胡顿指出，如今世界总人口中，大约45％生活在城市里。城市就像块大海绵，每年吸引6000万人进入城市。这样大规模的人群很容易使病毒通过接触、空气、水或者昆虫得以传播。而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抗药性的增强，像流感、肺结核、登革热这样的流行病会造成更多的人死亡。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许多国家传染病流行，世界观察研究所10年前为此公布过一项报告，题目是《传染我们自己：环境和社会的混乱引发疾病》。报告作者安妮·普拉特说：“传染病是人类活动环境可持续性的基本晴雨表。最近的传染病流行是由于每年以8800万速度增长的人口和受到日益增长压力的自然资源基础之间的明显不平衡造成的。”

　　她说：“我们只有采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控制传染病。”

　　我们与环境是利益共同体

　　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血液把我们身体的各部分联结在一起一样。生命之网本非人类所编织，人类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根线，一个结。但人类所作的这一切，最终会影响到这个网络，也影响到人类本身。

　　在20世纪50年代的婆罗洲，许多达雅克人身患疟疾，世界卫生组织采取了一种简单的，也是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法：喷射DDT。蚊子死了，疟疾也得到控制，可是没过多久，大范围的后遗症就出现了。由于DDT同时还杀死了寄生的小黄蜂，原来这种黄蜂是生物控制中吃屋顶茅草的毛虫的天敌，导致人们的屋顶纷纷倒塌。与此同时DDT毒死的虫子后来成为壁虎的粮食，壁虎又被猫吃掉，DDT无形中建立了一种食物链，对猫造成杀伤力，猫的数量减少又导致了老鼠大量繁殖起来。在其一手造成的有大规模爆发斑疹伤寒和森林鼠疫危险面前，世界卫生组织只得被迫向婆罗洲空降1.4万只活猫，英国皇家空军执行了一次奇特的任务——“降猫行动”。

　　1997－1998年间香港发生了严重的“禽流感”，当时政府当机立断，把全香港几十万只鸡统统杀掉，才止住了更多的人受伤害。但人们在事后的反思中注意到，杀鸡只是治标而未能治本的解决方法。

　　“地球之友”香港总干事吴方笑薇今日仍在追问政府，有没有跟踪关注和了解在高密度养殖场的畜牧饲养手段和风险？在研究各种病菌以外有没有深入研究生活环境、城市规划管理、社区健康、吃喝卫生和食物链、生态失衡和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关系？有没有反思行尸走肉的生活方式？

　　20多年前，她和众多的香港的环保工作者一起戴着口罩上街游行，举着改善香港空气污染的标语到立法局请愿，哀求计程车和小巴司机停车熄火，为香港人“争气”。结果换回来的是冷言冷语和冷漠，还被指责为“杞人忧天”，被当作怪物。大家继续追GDP的黄金梦。而在今天非典型肺炎肆虐的日子里，满街的口罩终于证明“地球之友”不是危言耸听。

　　不只有WTO，还有WHO

　　太多的教训，使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城市，审视它的健康状况和健康标准。

　　1986年WHO首次提出健康城市行动战略后，一呼众应。“健康影响评估”由世界卫生组织领航下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规划工具。公众健康风险评估的把关机制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旧区重建、医疗安全保障、基础建设选址、经济旅游发展等方面都强化健康影响评估的比重。例如：能源政策现时只考虑供电成本、电价及利润，而没有打进公众健康和气候变化废气污染的代价。据估计，采用5％的可再生能源可减低14％二氧化硫、13％氮氧化物、5％二氧化碳，根据香港大学的最新评估，可减少200宗因心脏及呼吸疾病导致的死亡，减少2012宗因心脏及呼吸疾病引致的入院个案。

　　又例如：人口政策，不单从吸引投资移民来刺激房地产市场为主要因素，亦同时考虑公共健康风险，住房环境的密度等。

　　中国的健康城市之旅还未真正开始。在传统的卫生城市的惯性下，最重要的似乎是把城市打扫得看起来干净些，再干净些。于是全国上下每逢检查卫生就拔草。环境专家说，拔去草后裸露的地面向空中提供了大量悬浮颗粒物，许多可吸入的悬浮颗粒物都被吸到人的肺中了。

　　汽车尾气污染严重。十几年前中国没有尾气排放标准，引进日本车时汽车也就没有尾气净化装置。有测试结果表明，在我国街上开的一辆日本车的尾气排放量相当于东京街上的15辆左右。

　　盲目听从商家宣传，使用各种洗涤用品越来越多，比如添加剂、洗衣粉。用洗涤灵洗碗，而洗涤灵浓度又太高难以冲干净，对人体自然不利。

　　全国200多座城市已陷入垃圾围城之中。目前北京市区周围被7000多座垃圾山包围，其中直径50米以上的垃圾山有5000多座。北京的垃圾堆放在海淀区的郊区，那里的土地就被污染了。如果垃圾中塑料过多，土地就没法长出任何生物。

　　记者曾深入采访过上海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老港。上海部分生活小区实行分类收集的垃圾在这里还是被混合填埋，回收利用产生新能源的体系尚没有建立。

　　垃圾迅速增长是消费方式改变造成的。比如说吃饭，以前剩饭、剩菜用来喂猪；现在用方便饭盒、一次性筷子，吃完后就不负责任地全部扔在一起，使原本可以回收的饭盒没法回收了。

　　垃圾处理要么埋，要么烧。随便烧垃圾，很容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如果在垃圾场附近养鸡、养猪，有毒有害物质很可能通过鸡、猪最终危及人类健康。

　　SARS危机使政府开始回味共同价值，我们也就是集体安全体制，公共健康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发自民间的力量对于公共健康将起到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也加入其中。

　　全球化时代不只有WTO，还有WHO，不能只有经济的全球化，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健康福利、社会文化和行为准则都需要与国际接轨，走健康城市之路。

　“健康城市”由来

　　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面对21世纪城市化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挑战而倡导的新的行动战略。它起源于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专署的“健康城市项目”，该项目立足于两点，即城市的概念和一个健康的城市理想境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城市化是当今全球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城市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大方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据估测，全球已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化的人造空间里。然而，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尤其是工业化的城市面临着社会、卫生、生态等诸多问题，如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饮水和食品供应、污染日见严重的生态环境、暴力伤害等社会问题，正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

　　当今世界对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城市不仅仅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的经济实体，城市应该是能够改善人类健康的理想环境，城市应被看作一个有生命、能呼吸、能生长和不断变化的有机体。健康城市的概念为城市应该是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有机结合发展的一个整体，应该能改善其环境，扩大其资源，使城市居民能互相支持，以发挥最大潜能（WH0，1992）。

　　WHO于1986年首次提出健康城市行动战略时，加拿大多伦多市首先响应，制定了健康城市的规划，制定了相应的卫生管理法规，采取了反污染措施，组织全体市民参与城市卫生建设等，取得了可喜成效。随后，活跃的健康城市规划活动便从加拿大传入美国、欧洲，而后在日本、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掀起了热潮，逐渐形成全球各大城市的国际性活动。到1993年，已经成为有1200个城市参加，其中包括100个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国际性运动。

　　在我国，居住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数已由解放初期的几十个发展到目前的600多个，城市人口亦迅速增长。

　　1994年开始，由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和国际合作司牵头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开展此项工作，目前，由WHO及国家卫生部正式批准加入该项目试点工作的城市和地区有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嘉定区、海南省海口市、辽宁省大连市及河北保定市等。

稿源:南方周末
作者: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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